□ 胡可明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出生于晚清一個地主家庭，其因組建湘軍參與清廷討伐太平天國武裝,并于同治三年（1864）7月攻陷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而閃亮登上清朝政治舞臺的前臺，官至兩江總督（清朝九位級別最高的封疆大吏之一，總管今江蘇省含上海市、安徽省和江西省三省軍務民政，官秩從一品）兼理兩淮鹽政、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爵。清史學界推其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四大名臣”且位居其首，而另三位也先后官至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毛主席評價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本文僅就其兩江總督任上對淮鹽運銷的施政行為作一點追述。
鹽從夏朝時的貢品，到戰國時成為國家財源的支柱之一，其產業逐步成長為歷朝歷代重要經濟命脈的一支。興起于漢唐的淮鹽，向受朝廷官府重視和控制。唐代宗寶應二年（763）起，朝廷每年都從京師朝班中派出高官大吏，到兩淮鹽區巡視淮鹽的課程繳納、查杜私鹽、督導鹽業官吏、落實朝廷的鹽價政策，史稱鹽鐵史、巡鹽御史、鹽政、鹽院。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起，兩淮鹽政歸兩江總督兼管。兩江總督是康熙二十一年（1683）將順治四年（1647）設置的江南（今江蘇含上海、安徽二省）、江西、河南三省總督合并，正式定名。首任兩江總督兼管鹽政的是清朝有名的資產階級改革家陶澍。陶澍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兩淮的淮北鹽區（古海州地域）推行鹽法改革，一改始于宋朝的“綱鹽法（或稱引鹽法）”為“票鹽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史稱廢引改票。陶澍的票鹽法改革，關鍵措施有三：一是取消總商（康熙時官府確定的為統率眾鹽商之大鹽商），銷鹽不再由總商把持，10引（每引400斤）起票，招徠民販運銷；二是裁汰浮費（窩價、岸費、場費等），減輕課程。革除了浮費260萬兩銀。淮北正課也由每引1兩5分銀，減為7錢2分，雜課、經費減為每引5錢2分 ，加上場價6錢4分，每引鹽價1兩8錢8分；三是改變運鹽道路，減少運鹽手續。如有官吏索賄，許鹽販告發，官府查糾。如此，運銷食鹽成本減至原綱鹽之半數，故而百姓喜食，也食得起，私鹽失去市場而只能隱退，官督商銷的票鹽暢銷，而清廷鹽課收入大為增加，漸趨衰落的淮北鹽重又雄風再起。
道光二十九年（1849），時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的陸建瀛仿效陶澍淮北改綱鹽法為票鹽法成功經驗，在淮南鹽區推行票法，也取得了成效。但是隨著太平天國革命爆發，農民起義軍攻陷武昌、漢口等沿江重鎮，長江航路受阻，一直從長江運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食鹽無法運輸，票鹽法不得不中止施行。淮鹽課稅是清政府最大的鹽稅來源。淮鹽運銷停滯，清政府每年要損失兩淮600萬兩銀的鹽課收入。
曾國藩于咸豐十一年末（1861年12月20日）奉旨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同治朝初（1862年1月31日）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于同治二年（1863）九月至十一月，先后制定了《淮鹽運西（江西或稱贛）章程》、《淮鹽運皖（安徽）章程》、《淮鹽運楚（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章程。同治三年（1864）7月曾國藩率領的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歷時15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革命終被清政府殘酷鎮壓下去，清廷又恢復了一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曾國藩鎮壓革命有功，朝廷加封其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他在《整理淮北鹽務》中也稱道：“陶行票鹽，意美法良，商民稱便。”但因太平天國革命與清軍大戰中，淮鹽運道阻塞，淮鹽銷不出去，鹽課亦不能按額收庫。因此他規定淮鹽以600斤成引，行銷鄂、湘、贛以500引起票（稱大票），行銷皖以120引起票（稱小票），欲販銷者“愿多者聽，少者不準掛號”，所謂寓綱于票，實質上是鼓勵豪商巨賈運銷淮鹽，而抑制了小商小販做淮鹽生意。并于各銷鹽口岸（湘、鄂、贛、皖）設立督銷局，由其委派江南候補道員充任局總辦，以湘、鄂、贛各鹽道（銷區鹽官）為兼辦（皖省無兼辦）。淮北督銷局以正陽鹽厘局長兼任總辦。又于儀征設揚子淮鹽總棧，亦以道員充任總辦。淮鹽銷價由督銷局定奪而運商及銷商均無定價之權。鹽船到達銷區口岸后，鹽商赴督銷局掛號，按先后次序由督銷局叫號發售。沒叫到號的食鹽不得售賣。這種督銷局定價、督銷局掛號發售法，稱作“保價整輪之法”。陶澍的“民皆可販”被曾國藩完全扳回到了官紳富商壟斷的綱鹽法舊軌。
曾國藩在實行新的曾氏鹽法基礎上，為更多地籌辦軍餉，還令淮北鹽區場商每包捐鹽5斤，每引20斤，由海州鹽運分司具體實施。捐鹽之鹽課及售出鹽價由鹽商上繳，作為李鴻章所統領的淮軍軍需費用。基本與此同時，曾國藩還積極在淮鹽區抽取鹽厘。鹽厘是正課外的稅種，有引厘、關卡厘、包厘、私鹽厘、正課厘5種。曾國藩在淮鹽區重點執行關卡厘和私鹽厘。在淮北鹽商運鹽必經之處設卡，每包100斤抽厘500文；運往長江上游，每包再加抽500文；運抵揚子四岸（湘、鄂、皖、贛）后每包抽厘2000文。淮南鹽商運鹽至通江關，每引抽銀5．5兩；運往省內的江寧、儀征等處每引須納揚、鎮軍營1．2兩銀，沙漫洲糧臺抽厘0．32兩銀和大勝關抽厘2．2兩銀……。總之是路途越遠抽厘越多。淮鹽產量大、銷區廣、運程遠，被抽取的厘金其量甚豐。所以，曾國藩在同治二年（1863）云：“近年各路軍營，皆賴抽厘濟餉。如揚州大營、鎮江大營、皖江南北水陸各營，所設之卡，皆以鹽厘為大宗。”他的得意朋黨、曾氏鹽法忠實追隨者、后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李鴻章同治五年（1866）也道出：“鹽厘一項，專為接濟軍餉而設。……此時所需巨款，惟賴各岸鹽厘之入，為諸軍養命之源。”光緒二十九年（1903）兩江總督張之洞直言：“查淮鹽厘課，每年六百數十萬兩（銀）。”
揚州境古鎮瓜洲，唐時就成為大運河出江口，是長江和運河的交匯點，裝運淮鹽的鹽船即泊于此，由鹽運機關掣驗，等待開江溯江而上運往揚子四岸售賣。清初至清嘉道年間，因長江和運河堤灘變遷，淮鹽改在儀征天池掣驗、開江。到咸豐三年（1853），因運河淤淺，也因此處盜販私鹽猖獗，更因此時太平天國革命爆發，起義軍已在南京建都，清廷鹽運受到近距離的直接威懾。迫于無奈，只得將淮鹽的掣驗、出江地點改在泰興縣的口岸鎮。到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革命被清軍鎮壓后，曾國藩上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是時，淮南鹽區因海勢東遷，一些鹽場萎縮、歇產，其銷區靠淮北鹽補充銷售以保引地，滿足朝廷食鹽課稅不斷增長的渴求。淮北運鹽船由運河繞行泰興口岸鎮鹽棧已屬不便，延時又增運雜費用。為此，曾國藩委派人員進行踏勘測繪，且親自由南京乘船東下，從鎮江至揚州沿途考察江灘及新鹽棧地形位置與周邊環境，認可瓜洲設鹽棧條件尚好，同時決定對運河入江口河道狹窄之處擴寬挑深固堤，確保鹽船暢通無阻。
同治五年（1866），曾國藩奉旨進駐周家口，督師剿滅另一支農民起義隊伍——捻軍，離開了兩江總督之任，而由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其職。同治七年（1868）8月中，改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再任兩江總督，至同治十一年（1872）3月20日病逝。這兩年間，曾國藩在改變肇始于咸豐三年（1853）的“川鹽濟楚”（即川鹽濟銷于淮鹽引地的湖北湖南等處）、爭取恢復其仍為淮鹽銷區一事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川鹽濟楚”起因是太平天國革命軍控制了長江航道，淮鹽無法送達兩湖銷區等地，朝廷遂定這些地方借銷四川井鹽。太平天國革命被絞殺、長江航道恢復暢通后，曾國藩著手“收復楚岸”。他向朝廷呈遞《請收回淮南引地疏》提出：“淮綱（綱鹽）之興替，全視楚岸之暢滯”，一直為淮鹽引地的兩湖銷區“被（川鹽）占十有余年，行之（川鹽）即以為常，（若即）禁之未便太驟（突然）”，可以先行“重抽（川鹽）厘金”之法，迫川鹽讓出兩湖銷區。到同治十年（1871），他又以“將應得厘銀，多撥數成或全數歸鄂”，提出在兩湖實行淮鹽、川鹽同供分銷的緩兵之計，試圖依靠淮鹽之于朝廷經濟命脈的份量，慢慢把川鹽全數擠出兩湖銷區。此提議獲得清廷戶部議準實行。到光緒二年（1876），又經戶部議準，兩湖銷區完全復歸淮鹽引地。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前后達十余年，可謂苦心整頓，套路、措施自有其獨特的東西，其與國家財收、淮鹽興衰、軍用民食之利弊得失，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褒貶定是不一。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曾國藩在淮鹽發展史上，著實是刻了重重的一筆。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曾國藩病逝后第二年），在同治皇帝詔命各省為曾國藩建專祠后，由兩淮鹽商捐資將原鹽宗廟改建成曾國藩祠堂，用以祭祀曾國藩，后人稱為“曾公祠”。2004年揚州市政府在原址上復建，且恢復“鹽宗廟”名。光緒十二年（1886），淮北鹽商在西壩（淮安王家營）為曾國藩建“曾文正公祠”并立了碑。現其祠早毀，其碑現存于淮安市淮陰區圖書館。